高，认为“婴死生之义备矣”。
    这个观点看似客观，但其实是儒家从道德上批判秦朝的思想的自然延伸正因为秦朝苛政害民，所以他的统治者自然得不到上天庇佑，而成为有缺陷的人。
    这种因果倒置的结论，是唯心主义的正常逻辑。
    对秦朝灭亡进行的第三点总结是指责它摒弃传统。
    博士淳于越是以这一观点最早进行对秦帝国政策的批评的，认为秦的政策与古代圣王之制大相径庭。而他对始皇的进谏直接导致了李斯关于焚书的建议。
    从此以后，李斯的建议一直是陈腐的儒家对秦朝进行批判时极为喜爱引用的材料。
    贾谊同样没有缺席在这一层面上的批判“借使秦王计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如果做到这些，帝国就不至于灭亡。
    这一的观点是极为可笑的，李斯在淳于越奏对之时就已经对他进行了详尽的批判，他以周为例，说明了分封诸侯国只会引起国家的内乱，导致中央政权的衰落。
    即使对历史只有一知半解的认识，也会知道行政的本领应该是在于将国家置于中央统治之下，而不是将其分为属国。
    汉代在这一方面对传统所做的让步，给其自身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伤害。
    第四个观点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们所提出的，它可以笼统概括为社会因素。
    通过史记详尽到让人疑惑的记载它甚至记录了人们的密谈，陈涉在带领囚犯开始造反之前，曾是一名雇农，或许甚至是契约奴。
    而巧合的是，汉代的缔造者刘邦同样属于务农出身虽然他不太喜欢干农活。
    于是不出所料，这些起义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民起义”，将其视为阶级冲突的证据。
    我们知道的是，最先开始反叛二世皇帝的，的确是由犯人、逃亡者、受歧视的商人、赘婿等组成的亡命之徒。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秦末爆发的起义已经属于了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呢
    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因为在这类斗争中，参与者应该明确具有本阶级的“阶级团结”觉悟，以及阶级间的“阶级矛盾”觉悟。
    一个有力的反例是秦将章邯成功地利用了释放的囚犯，打退了陈涉的农民囚犯部队的进攻，而不久陈涉丧生时，杀死他的也不是敌人，而是他自己的战车驭手。
    另外一个例证就是，当“陈涉农民起义”胜利之后，被压迫阶级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真正和持久的改善，汉代以及之后的朝代都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样的改善要到真正的无产阶级胜利之后才会来到。在这之前，中国人民还要忍受两千年之久。
    最后一个观点是扶苏结合了上述所有观点中的可取部分糅合而成的。
    那就是资源的过分紧张。
    经过了长达数个世纪的血腥战争，当秦突然从诸侯国发展成为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时，它承担的任务太多，根本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期中完成。
    其实在始皇死之前，国内的紧张局势就已经屡见不鲜了。这样紧张局势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统治者频繁地遇刺。
    刨去荆轲刺秦，在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有史料记载的刺杀就有两次。
    公元前218年始皇东游时，有盗惊驾，尽管下令在全国大索10天，仍然未能找到。这就是据传由张良实际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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