枭首、族诛者成百上千，弃市以下万数。所诛杀者以贪官污吏，害民豪强为主。
惩形律极严酷，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许多遭族诛、凌迟、枭首者多属寻常过犯。
从大诰中可知，明初复用刖足、斩趾、去膝、阉割等久废之刑，创设断手、剁指、挑筋等古所未有之刑；又有或一身而兼数刑，或一事而株连数百人，皆出于常律之外。
“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则为前代所未有。
明太祖规定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家有大诰者，犯笞、杖、徒、流之罪减一等；无大诰者，加一等；拒不接收者，迁居化外，永不令归。
学校课士和科举策试也以大诰为题。
朱元璋十分重视其亲制四编大诰，他将之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课本，依凭主义的绝对权威在民间强制推行。
大诰颁行时，朱元璋宣告“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徙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
颁行大诰续编时又进一步说“斯上下之本，臣民之至宝，发布天下，务必家家有之，敢有不敬而不收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令归，的不虚不。”
颁发大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
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
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
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
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
韦宝觉得朱元璋的这些作为，可以当作中国封建文化主义的标本。
朱元璋以为依靠政权的强制力量，可以使大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明廷统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在他殁后没多久，四编大诰就被他的臣民抛置脑后了。
明代中叶，陆容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收违于身后者，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
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韬向皇帝上疏说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间子弟早令讲读大诰三编，今生儒不知诰、律久矣，临民莅政，惟皆以吏为师。宜申明旧令，学校生员兼试以律，仍令礼部以御制大诰诸书刊行天下。
几本枯燥的书，韦宝却读的是津津有味，因为韦宝也痛恨官吏
从书中，韦宝能看出朱元璋的心思。
明律是死的，不能变，大诰主要管的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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