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们“有需索常例、火耗，交际馈仪，与一府各衙门吏书、皂快，指为奇货，动辄干求，有不如意即怒目嗔詈”，等于是直接向胥吏勒索常例。
这正是变本加厉地逼迫胥吏敲骨吸髓，把老百姓逼到绝路。
州县索胥吏，府道索州县，督抚、二司索府道，层层加码。
地方官升职与否，全看上司脸色，故而这笔常例数额巨大。
但地方官在一级级乐此不彼地收黑钱的时候，很大一部分还要流向京官们。
明代地方官有各种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故而个个赚的盆满钵满。
京官地位虽高，但油水不多，就不免过的清贫。故而对于地方官的孝敬，就格外看重，甚至明目张胆地向地方官索取常例。
如若地方官在京中有援，则升职会顺利很多，因为这点，每遇入京，地方官必然“盛辇金帛以奉京官”。
不光是那些完全倚仗外边孝敬，否则就只能喝西北风的中下级京官，即使是部院堂官，也做不到爱惜羽毛。
嘉靖年间，以清廉著称的张璁阁老直言不讳道“顷来部院诸臣，有志者难行，无志者令听，是部院为内阁之府库矣。今之监司，苞苴公行，称为常例，簠簋不饬，恬然成风，是监司又为部院之府库矣”
即使是担负清肃监察之任的科道官，拿起常例来，也毫不手软。
大明官场从上到下，都以常例钱如呼吸一般自然。
其实，大明的皇帝对于常例的存在也心知肚明，神宗还曾在圣旨中严令官员不得在水利工程中滥收常例。
但面对整个官僚系统根深蒂固的习惯，皇帝的几句严旨也不过如过眼云烟一般苍白无力。
毕竟，历代明朝皇帝都没有朱元璋把贪官污吏全部杀光的勇气。
何况即便是朱八八同志，也没有止住。
如若要制止常例，难道要皇帝从身边的阁部诸公开始一个个动铡刀吗
官俸制度是明朝顶层制度设计的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正是由于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问题，普泛性的存在于整个官僚队伍之中，而非仅限于个别部门，使得一整套上行下效的系统性制度。
常例很快就成为明朝官僚机器上无法根除的肿瘤。
即使皇帝和个别有识之士认识到这一现象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也无力从根底掀翻整个官僚系统，更不可能冒着失去整个官僚系统信任的风险去严苛行事，这使得对常例的禁止完全成了无人当真的喊口号。
如同谢肇淛所说“上官莅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谕，谓之通行。大率胥曹剿袭旧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姓耳。至于参谒有禁，馈送有禁，关节有禁，私讦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华靡有禁，左右人役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更之。”
大家都明白，常例无法废除。
而常例的发展也就愈演愈烈，到了明末无钱不能办一事的地步。
在这一全面的制度性的作用下，明朝的官场何谈清廉
统治机器怎能不缓慢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如此旱涝保收的丰厚收入，又怎么不可能吸引一批批有志举子前赴后继呢
“所以说啊，韦公子，你得了探花郎，又如此年轻，老老实实的在京中缩着头，等个五年十年，然后争取弄个富庶之地的知府干干，凭着你韦大人的财富，不要几年就能步步高升，重返京城，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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