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南明在短时间内覆灭，以史可法为代表的东林党一系的官员难辞其咎。
他们因为万历时期和福王的宿怨，为了阻止朱由崧接位，编造了大量关于朱由菘的谣言，所谓的“七大不可立”罪状，把他的形象丑化成极度不堪。
使得弘光帝从继位一开始就丧失了在臣民中的威信，导致南明朝廷在短短一年里内斗不止。
而清军能毫不费力渡江的直接原因就是当时明军大将左良玉，听信东林党编造谣言而对弘光帝极度不满，打着肃清朝政的借口发动内乱，置防清重任于不顾，把兵力指向南京。
而马士英为了抵御，也把军队力量用在防止左良玉的内犯上了。
要说南明覆灭的第一罪人，史可法排在第二，就无人能排在第一了。
史可法等人在事前的昏聩糊涂也就罢了，但大量官员包括东林系官员，在和弘光帝有亲身接触之后，扭转了自己的偏见，在自己的记录里澄清了真相，还了朱由崧的清白。
倒是许多局外人，没有亲睹其闻，依旧把凭借道听途说的流言诽谤当成事实传播。
许多历史学者宁愿采信那些荒诞不经，耸人听闻的传闻流言，而把最为可靠的李清等当事人的记载当作完全不存在一样，置之不理。
说弘光才能平庸软弱，也就罢了。非要造谣说他荒淫、童女，还把这种谣言当成确凿无疑的事实来对待。
当然如果真要这么认为也可以，那就正视南渡录中的记载，正视钱谦益的记载，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进行驳斥，也是一回事情。
可有些人已经明确有当事人可靠史料澄清的情况下，就全当那些史料不存在，既不承认，也不反驳，还把那种谣传作为真实到处散播，只能说这些人是缺乏基本历史道德。
明代的皇帝，在明人当时的记载里有各种不同的议论和记载，有说好的，有说坏的；有平实的记载，有夸张的记载；有亲自接触和认真考证后写下的记载；也有道听途说的流言传闻。
到了现代，越是那些夸张的、离奇的、荒诞的、古怪的记载，越是被主流历史舆论当成是事实。
似乎许多历史学家都是用一种小报记者窥伺明星桃色新闻，捕风捉影，添油加醋的方式来对待明代历史，唯恐记录不够夸张不够离奇，不能吸引人眼球。
而那些显得平淡客观的记载被弃若敝屣，仿佛完全不存在一样。
以这种方式从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开始，一直到万历皇帝、天启皇帝、崇祯皇帝、弘光皇帝全都被丑化了个遍。
如果有人指责他们的话，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的反驳说，我们引用的就是明代人自己的记载和议论，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
当然也许这也不能全怪现代的历史学家，这种做法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在梁颂成编辑校订的杨嗣昌集的前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四库全书答问谈到乾隆帝编纂全书的私意的时说对于明朝者，乾隆帝欲暴露朱明之短，故搜集明代种种失德之记载，使之随古人名著，共传于后世，以永播其恶于人间。
显然如果刊刻杨嗣昌的著作，那就等于宣扬了朱明大臣之长。
于是杨文弱集被奏缴并列入禁毁书目是在情理之中，新编定的杨文弱先生集也便没有了付梓的机会”
岂止是杨文弱先生集，凡是能澄清明代历史真相，洗清那些泼在明代皇帝大臣身上污蔑之词的书籍，比如李清的南渡录，钱谦益的著作诗集都在清代属于禁毁之列。
乾隆皇帝再提到李清时的咬牙切齿“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章宪典。今其身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而那些荒诞不经的毁谤污蔑明代君臣的记载倒是通行无阻广为流传。
丑化明代历史的记载中有相当大部分都是虚假经不住考证的，就说光以这种手法来对待一个历史时期，本身就是极度卑劣的行径。
等韦宝到了京郊驿站，已经有驿臣赶紧报之等着迎接韦宝的一众官员。
本来韦宝还打算在京郊驿站住一晚，明天大清早在入京的。
不过以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冯铨和丁绍轼为首的内阁大臣们都来了。
还有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这样的权臣，以及文武百官都来迎接韦宝。
韦宝也没法住一晚了，赶紧上前相迎。
“使不得使不得，爵爷快快免礼。”顾秉谦是很会做人的，离着老远就高声叫道。
韦宝依然恭恭敬敬的行礼，不敢稍有怠慢。
想起这才年尾，年初的时候，自己入京，还只是一介举人，举人还是混来的。
那时候这些阁臣对自己可没有客气啊。
这一年变化很大，阁臣本来还有几个人，都是东林党的大臣，已经致仕回家了。
像是朱延禧和周如磐，都是韦宝入翰林院的恩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