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后期允许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非止漳州月港一处。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为无力买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
即便是海禁最严格的永乐朝，小商民也可以选择参与官营贸易。
到了正德朝开放异国与明朝的私人贸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国船上门交易时，与其进行贸易。
而这种贸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为大清管理海关用火轮船打击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贸易收入绝大部分的来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后来隆庆开海，亦不过开月港，每年发放船引88引，后来增加到110引。
当然，110引船引实际上不少。按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衮奏折说粤海一关，内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货物纷杂海关税银，全赖洋船出入，历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内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约自二十余只至三十余只不等，外夷洋船，约自十余只至二十余只不等。
广州海关每年交税给清廷的船只，在乾隆十七年仅有20到30艘。
康熙曾经说过以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多至千余艘，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只不许多带口粮，于海坛截留出南洋船只。
并渝“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出海商民愿意纳税的也是少之又少，绝大部分选择走私。
这也是为什么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税的缘故，南宋初期算上摆地摊等人上门，总共收到的也只是100万两。
据说占南宋岁入20，即便考虑到宋时候银子比较值钱，也是很少的。
至于宋为什么岁入经常出现几千万贯、上亿贯之类的奇葩数据，那是纸币本位下通货膨胀闹的。
大元还曾经岁入几十亿贯过，而赫德打理大清海关用火轮船抓走私之后一年能收上2000万两更说明了这点。
但是比起大清的对于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为大清很畏惧汉人在南洋建立势力，深恶痛绝，见到汉人势力扩张就恨得牙痒痒。
大明这110船引好像还是少了点，之前更是连110船引都没有。
嘉靖朝朱纨严厉打击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绅发动在中枢的势力攻讦，被迫自杀，闽浙士绅并不愿意开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持的走私商人没有被朝廷打击的风险。
而没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这个风险，虽然很小，明代海禁绝大部分时候执行上很宽松。
这样的情况，对于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开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结的巨商进行相对公平的竞争了。
闽浙地区以富庶著称，在宋元两朝，其富民长期逃避税役，勾结官僚，使得国库空虚。
明初开国，朱元璋曾经对闽浙地区的富民进行打击，但治标不治本，其地的士绅势力很快又崛起，影响朝堂。
所以明朝开海进程的缓慢，以及隆庆开海的有限性，与这些闽浙富民的操纵，当然是分不开的。
清朝土地兼并历朝历代第一，而晋商也在清朝过得犹为滋润。
尤其清代后期，大行捐纳制度，富与贵密结合，影响力量趋强；遂使平民向上流动机会大减。
可见闽浙士绅在清朝影响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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