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所有供片声音底片还需提前20个画格，用以确保音画同步。在放映时，通过机器，画面会被投上银幕，而声音则会用放映机的还音装置来播放。
看着片子，谢兰生的鼻子发酸。他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莘野，想到了囡囡，想到了祁勇、岑晨，也想到了所有人对它的心血以及期待。
nathan、hunter都是他的贵人。
当最终场“警局审判”在屏幕上播放完后，谢兰生的系主任老师王先进也沉默了，半晌才说“兰生，也许你没走错路，你更适合独立制作。这个题材过不了的，但我看完非常感动。”
“老师”谢兰生有点儿想哭，“谢谢。”
他得到了一次承认。
而且还是得到了在这个领域最权威的专家承认。
说起来，他本来也并不知道自己叫“独立电影人”，是王先进这个教授告诉他的这个名词。王先进说，在美国的本世纪中，八大公司垄断好莱坞并形成了严格套路，一切瞄准受众市场，以期获得最大利润，于是一批电影人就自筹资金自己摄制，摆脱了“八大”的控制，拍出许多与商业片截然不同的电影来，被称为“独立电影人”，而谢兰生这中国的“独立电影人”又有着更多意味。
谢兰生也不大知道百年后的电影史会如何书写他这种人最早的独立电影人。
是热血还是莽撞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其实最早，谢兰生就只是想拍他喜欢的内容而已，和写小说、画画一样，制片厂要论资排辈，没有竞争机制，“破窗而入”的学长们与原先那批老导演们一起封锁新人空间，加上审查无比严格，他等不了了。然而，仔细想想，不拿厂标，跳出限制，独立思考独立拍摄，总有人要做这件事，去挑战现今的标准，去推进现状的改革，最终达到一个平衡。
纵观世界，各个国家都经历过这样一段特殊时期，即，审查制度与从业者的对立及相互妥协。制度的每次改变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谢兰生曾看过一本以好莱坞为例探讨电影审查的书籍，说，1915年一个国家的诞生让资本看到巨大利润，不再满足于在宽松的几个州单独上映，于是要求彻改审查制度，而“海斯办公室”这样的电影人行业协会则开始承担“自我审查”“自我管理”的工作，同时也承担了与各政府解释沟通的工作，越来越有话语权。后来，到了1948年，派拉蒙案打破垄断，旧好莱坞土崩瓦解，新体制的核心不再是制片，而是发行，渐渐地，因为发行公司可对不同内容区别发行，有的公映，有的播放，有的制碟，政府变得没有必要对制片口严格控制，于是，终于，1968年，电影分级正式取代电影审查这个制度，由委员会监督实施。当然，1953年奇迹胜诉也是一座里程碑，虽然那时导演诉讼只是为了收回成本。
谢兰生也一直认为现有标准会变宽松，却不知道会在何时，因为何事，也许不会只是一次改变，而是很多次改变。
其实，平心而论，谢兰生并不是审查制度的反抗者，相反，他总觉得，外部政治十分复杂，电影局也无可厚非。各方都有各自立场，有人认为“公民是否需要指导”只应该以年龄划分、只要具有政治权利就应当能自主选择并自己负责，而非“有人终生是老师，有人终生是学生”，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8岁”只是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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