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有些刮目相看。
在大越朝，想要拿到一个秀才功名，需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这三场考试，这三场考试又被统称为童生试。
其中县试由考生所在县的县令主持，府试由考生所在府的知府主持，院试由考生所在省份主管教育的学政主持。
童生，本是指所有暂时没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则是主要指通过了县试和府试，但还没通过院试的考生。
县试和府试，是科举之路中最初级的两个门槛，每年都会定期举行。其主要的考核内容是帖经、墨义、四书文、五经文、试帖诗。也就是与四书五经相关的填空题、简答题，体裁不限的作文题，以及作诗题。
之后的院试难度要增大些，考核内容多了算学和律法，每三年两次。
而拥有一个秀才的功名，只能算是半只脚踏入了士族阶层。接下来的乡试，即秋闱，对大多数的读书人来说，才是最难过的那一关。因为一旦通过了乡试，拿到举人功名，就已经具有初步的选官资格了。
而大越朝的乡试，却是跟王谨以前了解过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不太一样。经过太祖皇帝的魔改之后，乡试比起上一层的院试，除了不考最简单的帖经和墨义，增加了策论之外，还多出了一种叫“制艺”的文体。
也就是相当于，一场语文考试里有两道作文题，一道体裁不限，而另一道则是规定必须要写议论文。
之所以说是议论文，因为这制艺，即后世臭名昭著的八股文，其参考书籍，正是“朱熹”所著的那一本四书章句集注，而其形式，跟后世的议论文也的确是有些相似的。
王谨自己对八股文的恶感倒也并不算深，也能理解一些太祖将它放进科举考试的用意。
毕竟，经历过后世格式规范且逻辑严密的公文、论文，如果朝廷里的官员每次不管大事小事写个奏折都要讲究对仗、引经据典，极尽铺陈之能事，那这些奏折批阅起来，想必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八股文虽然死板，但那些能在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中表达出自己的见解，发挥出高水平的人，也大多数都会是一个文理兼修、懂得变通的人。这样的人，才是更适合在这样一个封建的环境中做官，并且能做好官的人。
但前世的明清时期，八股文的出现，也让许多读书人整天只知道埋头研读程文，从而变得古板迂腐、思想僵化，成了真正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比如儒林外史中的范进，甚至不知苏轼是何许人也。
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情形再一次发生，太祖在官学中添加了“历史”这一门课，也在童生试中就加入了对算学和律法的考核。
并且，这算学也不是只考些简单的算术题，而是会出现许多跟朝廷税收、粮食产量、部门预算等等相关的实际应用问题，只是童生试时会略简单些，到了乡试就会更难些。
而律法，则是会直接给出一个案例，让你自己写一份判词出来。
也就是说，在大越朝，如果你拥有秀才功名，那你一定既擅长写诗作赋，也懂算术律法。你可以开私塾教书，也可以去大户人家应聘账房，还能去做一名讼师，这三种行业，在本朝都是非常吃香的，地位也不低。总之，本朝的秀才，实在是很难跟“穷酸”这两个字沾上边的。
而如果你是一名大越朝的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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