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在京畿的政治、学术派系里，湘学是极受排斥的。

    但即便如此，湘学还是在数年下来有了一定的传播，在京畿也站稳了脚跟，并且由湖南官商们集资修建了一座湘江会馆，用以传播讲授湘学理念。

    究其根本，还是很多文人士子发现了，湘江学派搞的那一套，即便过于逢迎谄媚皇帝与权贵，但却容易受到上面认可，对做官上是有理论帮助的。而当官，这可是几乎所有大汉读书人的信仰。

    进入雍熙年来，湖南那边又组织一片士人北上，这朱祺就是第二批，并且在雍熙四年春闱之中，高中明经科第一名，也是个十分有才的人，尤其是口才，能言善辩。

    而此时三名青年文坛俊秀辩论的，还是朝中老生常谈的“农官”问题，从世祖时期起，不论朝野，对于朝廷科举设立农科、农业委派农官等等举措，舆论上一直都在攻击。

    显然，在很大一部分士人心中，朝廷这是在倒行逆施，此举有辱斯文，这是在把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并列，让腹有锦绣、胸怀天下的仁人志士去操持研究农桑管理，实为焚琴曲煮鹤

    在一些士林朴素的认知中，他们当然也认可重视农桑，但是这份重视，实在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能付诸于实际，更别提躬身下地，沉心研究了。或许，不欺压农民，保证不误农时，按期照章收上赋税，就已经足够了。

    但在大汉当前的政治趋向中，却是越发要求官员对农业生产、农业技术的学问了，从皇帝以下并诸多掌握实权的权贵们，也越发不依靠“诗书经典”治国理政了，这对于传统的儒学士们而言，是极其严重的一个问题，也一度引起了恐慌。

    当然，有抱残守缺者，也有应时顺势求变者，比如湘江学派，又比如杨亿出身的闽浙流派。

    就在今年夏，经皇帝刘旸提议，尚书令吕端、财政使张齐贤主持，决议同意成立农部，以总管天下农牧渔林诸事，从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农业口的权威，强化“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

    当然，一个新部司的成立，也伴随着朝局的变动，以及权力的划分。关于农部的组织架构，具体细节仍旧商讨落实阶段，但可以明确的是，职权基本是从工部、户部中剥离出来，并且同户部一样暂时归属于财政司下。

    可以想见，财政司的权势将进一步扩大，将成为大汉中枢实权第一的部司，不管这样的局面会维持多久，至少在这个阶段，兼任财政使的宰相张齐贤，在政事堂的话语权也将进一步提升，也意味着皇帝的权势在持续增涨。

    而有心人则更加关注，一个新部门，还是一个实权大部成立，带来的职位与权力机会。

    而杨亿、刘筠、朱祺三人辩论的，恰恰是农部成立背后，有关增加农科取士名额、以及增加对官员农业事务、知识考核事项的问题。

    朱祺作为湘学出身，不说彻头彻尾地添朝廷政策，但总是从各方面为之解读，政治立场格外坚定。

    而杨亿、刘筠二人，当然也不敢否定朝廷大政，至少在政治正确的农事态度上，还是很坚定的，他们的异议集中在农科与农官事务上。

    杨、刘二人的观点很明确，朝廷重农、鼓励生产自是应该，但过于拔高农官的权力、地位，只怕会引起士林不满，也不利于朝廷的稳定与和谐，更无法倡圣人之言、行圣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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