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深远的宪制议题就得以凸显出来。“窃谓国家首都地位之选择，此乃立国百年大计，必与其整个国策相配合，换言之，即当与国家前进之动向相配合。”因此，首都实际上反映了对于现代中国的立国规模的定位和谋划。
在这个意义上，定都西安就和钱穆所设想的立国方略衔接起来。既然西北地区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首都的选址也必须要配合振兴中国内陆的基本国策。西安的地理位置恰好是在西北和东南地区的交汇，是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输送西北，并支持西北地区发展的经济交通枢纽。
在钱穆看来，定都西安既具有深远的经济地理原因，同时也是对未来中国百年立国大计的郑重宣示，通过一个定基性的政治决策来宣示对以西北地区为重心的国家安全和地区建设的关切。
此外，中央政府的所在往往会形成人才和文化的中心，定都于内陆恰恰是吸引全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回流至这些地区，以解决中国“血脉不流通，神经不健全”的偏枯之症。
除了知识分子和精英以外，钱穆更为看重中国广大内陆的群众，定都西安正是要“接近国内大多数想接近政府而无法接近的民众”，西北乃至整个内陆地区长期远离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当地民众也缺乏条件来了解和靠拢政府，长期以往将损害一个国家的内在向心力和整合能力。
此外我们自然不能忽略定都西安在国家安全和统一层面上的意义。钱穆在其文章中对明成祖朱棣大加赞赏，在钱穆看来，基于明王朝当时的历史时刻，定都北京无疑是一个目光深远的政治决断。
“所以明成祖之建都燕京，实得汉、唐建都长安之规模，同样为一种逆势动态的进取国策。”在此意义上，定都西安就显得别有深意。
正如前文所示，钱穆将未来新中国最大的国家安全隐患定位在中国的北部强邻苏联，那么定都西安就是效仿明成祖故事，通过将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建立在与外敌抗衡的国防第一线，以一种积极防御的姿态和策略来构建中国的新国防体系。
我们似乎也应当考虑钱穆在文中所不便明言的国内政治环境。论首都一文写于1942年，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开展第二次合作，共同抗击日寇的侵略。战后新首都问题写于1945年8月，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国共两党即将就战后中国的政治统一展开协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钱穆自然很可能去关注和思考，如何使两个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纲领和组织原则的政党达成一致，共同致力于新中国的统一和战后建设。
我们不难想到，西安距离中共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安仅有300千米左右，西安亦可以被视作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范围的交汇点。定都西安对两党而言既是政治合作的象征，也是通过政治地理的现实条件促成两大政党的实际权力范围得以融合统一。
▍进退之势与立国规模钱穆论首都地理与民族精神之关系
钱穆对于新中国首都之地理区位的高度重视反映在两个维度上，一个是现实政治层面，钱穆高度重视首都位置与国家建构及国家安全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个层面，钱穆试图通过新首都来重塑新一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如果说现代国家建构问题主要是应对立国时势而作，那么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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