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陆垚思考了一下这次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合格的国家治理人才。虽说到了明清时期，所谓的八股取士可能在现代人的眼中开始变得有些迂腐不堪，但是至少就事论事，在陆垚所处的这个朝代，这科举考试确实是能推动社会的发展的。而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
然而，陆垚也因为亲身经历了这次的科举，才更加确定，这个时间段，范仲淹还没有到登上舞台的时候，毕竟范仲淹的改革当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改革，那就是，更改科举考试的制度。
科举到了宋仁宗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倡导，在宋仁宗继位之后改变了之前统治者为及第进士赠诗的传统，而是改为赐予儒家经典。
这一举动正是宋仁宗时期科举考试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儒学的再次复兴，在科举考试中诗赋的地位必然要下降，那么其他方面的测试就会上升，策问就是如此上升到了最重要的考察内容之位。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记载“己未，诏礼部贡院比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学者或病声律而不得骋其才，其以策论兼考之，诸科毋得离摘经注以为问目。”
由此可见在宋仁宗时期科举考试中只要策问时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认可，也就是说进士的去留基本上都要靠策问的成绩。
但是策问定去留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宋仁宗不得已又恢复了旧制，但是也没能达到目的。这也是后来范仲淹要改革的原因。
对此，陆垚倒是觉得无所谓，怎么说他现在自己还没有从政，等到了自己真正要变法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也不迟。
说回考试本身，第三日的考试，结束时间要比前两日都要早，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整个省试。不过，为了照顾到路途遥远的考生，毕竟绝大多数考生今天都是写了一万字以上的论文，体力和精力确实也消耗了不少，所以贡院当中是有规定的，考生可以选择自行离开贡院，当然，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再多呆一晚上，明日再离开，这贡院会开放到明天的中午，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中午再离开这里也可以。当然了，今天晚上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餐午餐都是的。
这对于那些跋山涉水，或者说是经济条件不好的考生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了，他们可以在这里休整一天，吃一顿饱饭再上路返乡。当然了，这里说的是落榜的考生，对于那些对自己这次科举考试十分有信心一定能通过的人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汴梁城中找一处住处住下，然后等待省试公布成绩，再到后来去参加殿试就可以了。
虽说，这次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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