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权利受到重视，奴婢可以和奴婢之外的人通婚，主人不能随意对奴婢动用私刑，主人杀死奴婢，以常人法死罪量刑。
宋代的官户、杂户已经与唐代的官户、杂户含义不同。宋代的官户是指有品级的官员之家，杂户则是指娼户。宋代的杂户有公私之分，官娼属伎乐司管理，专供官府宴会上陪酒取乐，地位低于雇佣奴婢。宋代规定朝廷官员不得与杂户有染，是为保护朝廷声誉和脸面。
唐代的贱口奴婢官、私奴婢在宋代逐渐消失，到了元明两朝，籍没战俘或罪犯为奴的制度又恢复了，这类贱民驱口地位仍如同牲口。
工乐户在唐代地位介于官户和杂户之间，已经高于部曲，宋代官府的工匠是雇佣来的，乐户地位自然也更宽松，接近良人。
宋代户等制远比前代完备﹐在赋役制度上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两税的支移和折变﹐规定先富后贫﹐自近及远的原则﹐往往上户从重，下户从轻。其它如和买﹑义仓﹑科配等等都有类似规定。在灾年则往往按户等高低﹐首先蠲免或减少下户的赋税﹐并对下户实施赈济。在差役方面﹐北宋前期和中期﹐第一﹑二等户任耆长﹑户长﹑里正﹑衙前﹐第三等户充弓手﹐第四﹑五等户充壮丁。摊派夫役﹐有时也按户等规定各户出夫多少。古代政权实行户等制是从维护统治稳定出发的。目的在加强广大农民对朝廷官府的信任感与接受度﹐同时又能增加更多的赋役。但在实行的过程中﹐首先破坏户等制的正是地主土豪。大家富户勾结地方官吏﹐往往将赋役转嫁给贫民下户。贫下中农无法维持生活就是落草为寇。这也就是所谓的农民起义。
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客户的主要手段是收取地租。租佃关系已经成为宋朝主要的剥削形态。地主和佃客之间订有口头或书面租佃契约。宋初比较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租制，地租一般都占收获的五成以上。少数客户自有耕牛，耕种所得一般与地主对分。相当多的客户没有耕牛或农具，向地主租赁，一般要把收获物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另一种剥削方法是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地租定额。在租佃制下，佃客对生产有较多的支配权，但地主可以随意增租。
工匠是手工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宋朝官营手工业大都采用一种介于征调和雇募之间的“差雇”制，轮流征调工匠服役，给予雇值和食钱，民营手工业则普遍采用和雇制，雇主和工匠之间一般出于双方情愿。官营手工业也有采用和雇制的。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众多的机户，如梓州今四川三台有几千家，但机户常被官府或官吏强迫织造匹帛，而且少给或拖欠工钱，以致破产失业。
州县城郭内还居住着许多富裕的商人，汴京资产达百万的富商很多，超过十万者“比比皆是”。如着名的“大桶张氏”，“以财雄长京师”，许多士大夫也利用一切机会贩运货物，牟取暴利，“日取富足”。社会上逐步改变了贱视商人的传统观念，商人成为封建国家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取得了“齐民”的资格。国家允许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参加科举，也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商人还可通过接受朝廷的招募为封建国家管理税收，向官府进纳钱粟，充当出使随员，跟宗室或官员联姻，交结权贵等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商人一般都要购置土地，把部分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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