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关系，屡次科举不能中榜，而在大夏这边倒是受到了重用。
宋朝经过赵匡胤、赵光义哥俩的开拓，到宋真宗时已经进入守成时代。澶渊之盟后，宋辽实现长期和平，宋真宗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又是降“天书”，又是封禅泰山，又是祭祀后土，“一国君臣如病狂”，宋面对咄咄逼人的李继迁，宋真宗没有采取得力的进讨措施，反而妥协退让，将夏、银、绥、宥、静等五州之地白白送给李继迁，为西夏崛起奠定了基础。
李继迁死后，儿子李德明继位，他依照李继迁的遗嘱，同时向辽、宋称臣，以和平麻痹宋朝，不断向西扩张势力；宋朝承平日久，君臣懈怠，庸碌无为，既缺乏危机意识，坐视西夏壮大，又缺乏改革精神，因循守旧，面对“冗兵”现象，不敢大刀阔斧改革，军队人数虽多，却军备松弛，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反观西夏，经过李继迁的奋力打拼，李德明的韬光养晦，李元昊的锐意进取，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壮大，已经具备了与宋朝掰手腕的实力。蓄谋已久的西夏一旦猝然发难，宋朝自然猝不及防。
西夏的发难并非毫无征兆，李元昊继位后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废宋朝赐的姓氏、名号，对内不用宋朝年号，下“秃发令”，禁止国民留长发；大举动员，在宋辽边境部署重兵，释放出出称帝独立、对外作战的强烈信号。即便从1038年李元昊建国称帝开始算起，到1040年宋夏战争爆发，中间也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时间内，李元昊遣使上表，要求宋朝承认其皇帝称号，野心昭然若揭。
如果宋朝在李元昊继位之后的数年时间里，保持足够警惕，做出相应准备，制定一个统一明确的对夏策略，应该不至于像后来败得那么惨。但宋朝统治集团分成两派，在如何对待西夏是和时战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的主张安抚，有的主张备战。宋夏战争爆发前夕，宋朝以夏竦、范雍经略西北边事，夏竦提出“缮兵壁垒，修利器械，约束将佐，控扼险阻”的长期防御方针，但宰相张士逊等人却妄想速决战，一举剿灭西夏。宋仁宗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他优柔寡断，面对大臣的争执首鼠两端，不知如何是好，拿不出明确意见，也统一不了思想，坐失抓住战役主动的良机。
战争爆发后，宋朝高层仍然争议不断，范仲淹等人主张积极防御，韩琦等人主张主动进攻，朝廷高层认为“边臣之情，务夸勇敢，耻言畏怯，区区过慎，坐老吾师”，宋仁宗则是墙头草，随风倒，先是支持韩琦的进攻主张，遭遇好水川惨败后又转而支持范仲淹的积极防御。当宋朝君臣在和战攻守的问题上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下，拿不出一个明确方案时，西夏却认准“打”这一条路走下去，李元昊也不搞什么民主，他说一不二，一个人的意见就是西夏的唯一战略。如此对比之下，宋朝不败都难。
宋朝的军事体制由宋太祖、宋太宗奠定基础，特别是宋太宗赵光义实行“将从中御”的驭将之术，喜欢分散统兵将帅的兵权，在一个军事战略区内设置多路将帅，又不设总指挥，让他们互不隶属，互不统辖，从而制约将帅，防止其拥兵造反。宋真宗、宋仁宗将“将从中御”奉为“祖宗家法”，坚定不移地执行。
宋夏战争期间，宋朝先将西北军事区划分为两路，即泾原秦凤路和鄜延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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