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命官司，怎么样了
这也不怪他们现在才想起来这事儿，人命关天，特殊情况除外。
福禄县里死人不算特别的稀罕，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命案如许多其他案件一般，当事人都不愿意报案。
报了也得有人肯管不是管也得能明辨是非不是
如果报了案，县衙敷衍，没完没了逮着报案人一天问八遍，就是不见他抓到嫌犯审一审，那还报个什么案一回两回的，心也就冷了。
如果县衙插手了，最后还是胡乱结案，指个破烂乞丐说是凶手就算破案了，报案又有什么意思呢一年二年的，人们也就不给自己添堵了。
县衙管了事儿，下到村里还得好酒好菜招待着，何苦给自己找事呢
许多乡民会选择私了，又或者请教于族中长者、村中老人、住在深宅大院里的乡绅。而乡绅通常又是乡间一姓一族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祝缨头回下乡就只有鸡毛蒜皮，第二回也没遇着特别的大案，也有这种惯性的原因。
今天居然有人报案，这就有点奇怪、值得抽空想一下了。
这些事祝缨都想到了，但她还得先按照程序走一遍，既显示县衙不会不管百姓，也显得她是个县令、是有些朝廷威严在身上的，有事儿她会安排该履行职责的人去做。以她的经验，本地“民风淳朴”，犯人犯案手法也比较不遮掩，司法佐查不出来她再去看，也不怕时间长了会遗失太多的线索。
她派出了高闪之后，就又招了司户佐来。上县的司户佐也是四人，祝缨到了之后就给补齐了，现在四个人到了，她就吩咐下面的事情了“将县内石匠的名册统计出来，我有事要派给他们。”
司户佐们一齐答应了。
祝缨又说“另招人来服今年的役。要去采石场做活计。”
“是。”
司户佐们并不质疑祝缨这个决定，也没人说“春耕刚结束，该爱惜民力”。他们只问了一句“大人要用多少人呢我们也好准备。”
祝缨道“祁先生，你来跟他们讲。”
数目是祁泰给算出来的，按照“先县、后乡、最后村”的次序，凡人口超过二十户的村庄都要立识字碑。从全县征发相应的人手，再由县衙统一调度。否则二十户的村子让它自己立十几通石碑，村里自己去采石头、字还要刻得准确美观，村民第二天就能卷铺盖跑进山里投奔赵苏他舅舅了。
祁泰报了个数，祝缨道“征发来的人今年就不再征别的役了。这一点要讲清，罢了，我出个告示吧。你们宣讲一下。”
司户佐们应了之后便出去忙碌了。
石匠在册的，通知一下开工的日期就行，粗活杂工则需要到乡村里去征调。
福禄县这种小地方的实际情况，与祝缨在朝廷的科条规定、律法上看到并不相同，这事儿她甚至有切身的体会。那就是乡下有许多人在户籍上是良民百姓，但是他们也会干各种其他的活计。
像祝缨虽然不是农夫，但是跳大神之外还会做些小饰品、能帮着祝大搭板棚房子、会修屋顶等等。不少乡民于种田之外也会些石匠、木匠手艺的，但他们又都不在番匠的名册里。福禄县这个地方人口不多，在册番匠的绝对数量是很少的。
祝缨就要征发有点手艺的人来做采石、将石材粗制成石碑之类的活计，最后由技艺最好的石匠来刻字。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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