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她也见过他从非洲回来时那双空荡荡的眼睛。但此刻坐在她面前的杨威，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
“最难的？”她靠回椅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说说看。”
“对。”杨威说，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已经打了无数遍腹稿的发言稿，“你上次说的那些地方，哪个最穷、最难搞，我先去。”
阿依江看了他一会儿。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片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窗外，北疆的风把雪吹成一道道白色的烟。她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用指尖推过去。
“塔城那边有个牧场，叫红山牧场。”她看着他，“三百多户牧民，主要是哈萨克族。草场退化，羊卖不出去，年轻人全跑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去年的数据——人均年收入不到两千块。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十多度，有些牧民家里连煤都烧不起。”
杨威接过文件，翻了几页。纸上的字密密麻麻——草场面积、牲畜存栏量、人口结构、贫困发生率。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颗钉子，扎在他手心里。
“这里我去过。”张建疆凑过来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十年前去过一次，给那里送过一批救灾物资。路特别烂，开进去要三个小时，底盘磕了不知道多少次。牧民住的还是土坯房，冬天漏风，屋里和屋外一个温度。有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们不要东西，你帮我们把羊卖出去就行。”
他说完看了杨威一眼，欲言又止。
杨威合上文件。动作很轻，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
“就它了。”
阿依江看着他，眼神复杂。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有人拍着胸脯说要改变红山牧场，来了，看了，拍了照，然后走了。那些牧民等了一拨又一拨人，等到连失望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威，你知道那个地方有多难吗？”她的声音低下来，不是打击，是提醒，“那里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几十年的积弊。草场退化是生态问题，羊卖不出去是市场问题，年轻人跑光是发展问题。三个问题缠在一起，像一个死结。”
杨威点头。
“你知道之前有多少企业去考察过，最后都撤了吗？”阿依江继续说，语气像在念一份病历，“七家。七家都走了。最后一家走得最干脆——老板开着路虎进去，颠了三个小时，到村口看了一眼，掉头就走，连车都没下。”
杨威又点头。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阿依江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她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杨威想了想。不是那种客气的、敷衍的想了想，而是真的在想——他想起了红山牧场那些老人的眼睛，想起了土坯房窗户上糊着的塑料布，想起了那个说“我给你磕头”的大爷。他想起自己在非洲看到的那些难民，想起他们也是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
然后他说：“因为那些牧民还在那儿。”
这句话没有任何修辞，没有任何煽情。它就是一句陈述，像“今天下雪了”一样朴素。但阿依江听到的瞬间，愣住了。
她低下头，假装在整理桌上的文件。但杨威看到了——她的眼眶红了。
那天下午，杨威和张建疆没有在阿依江的办公室里多待一分钟。他们说走就走，直接开车去了红山牧场。
路确实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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