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徒因县令之名貌合神离之人更可靠。
“县尊，崇安县大权旁落，始于嘉靖冤案。‘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而后才有皂袍青靴的净鬳教趁隙蜂起。你应该也是查阅过了刑案文书之后，才更加下定决心要火中取栗吧。”
管声骏默然不语。
嘉靖年间杨家的刑案卷宗他确实看过了，但也只有看到原件他才真正的死心。只因这个案子在细节线索上毫无悬念，是个彻彻底底的冤案，但在断案定罪上也无可奈何，是个铁一般的死案。
曾担任过任光山知县的他很清楚，这个案子与其说是凶杀案，不如说是崇安士绅豪强们联合起来，在向官府施压挑衅，而嘉靖年间捐输极高，知县若是得罪了士绅豪强后果不可估计，因此只能妥协退让，将罪责想方设法归罪到被杀的“奸夫淫妇”自己上，用道德和法制的双重审判证明死者自身有罪，杀人者罪有可恕，让这件案子变得铁证如山。
也是这件事情之后，净鬳教主张姓妖人设坛做法，让崇安府衙之中日日有冤魂泣血，无头尸体白日穿堂。
要知道在老百姓心中，能比官服权利威严更甚的便是天道冥感、神明不昧，随着县官心中忧惧躲到东察院，崇安官府的权威更变成了一个笑话，百姓宁可听净鬳教的号令，也再不从县里政令，官府想收齐捐输税费，也只能依靠豪强士绅。
更让管声骏头疼的是，他的前任崇安县令殷应寅自安徽引入松萝法僧侣，背靠瑞岩禅寺又来了一出“改稻为茶”的大戏，截断运河堆壅河田，试图将城外水田尽数化作茶林，结果导致连年大旱，最终只能归咎于崇安县外有旱魃作祟，悻悻而走。
如今摆在管声骏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而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只有依靠蛮力打破僵局。
他始终坚信自己的所做，是朱子所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纲纪”。
但在洪文定看来，他所作所为正心术是为立纲纪，立纲纪更是为长远恤民，只是其中有多少的私怨，又有多少见不得人的手段，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洪文定叹息一声，终于化作冷笑。
“我在旧府衙之中，见到‘作邑彭氏三丈祠’的石匾，其中还有前宋赵抃相公的清献楼，如今崇安已成近千年之邑，清献河也有数百年之流，结果前人恩泽就被如此作践，可笑，可叹。”
洪文定心中感叹，他纵然只是浮光掠影般了解了崇安县的源流，也明白这几处势力到底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落到如今的境地了。
唐代时，崇安县的几家高门大户，都是随左千牛卫上将军彭迁、兵马殿中都监彭珰在武夷山斩草除蒿、凿湖筑陂的先民氏族，崇安民众于南唐时在营岭县署义门旁建造“作邑彭氏三丈祠”纪缅其功业，感念他们有功于国、有利于民。
五代时，扣冰古佛卓锡于崇安瑞岩，创瑞岩寺，在五代闽王处德行卓著，多次避免崇安陷于兵燹，又在本地驱邪镇妖、捍灾御寇，因此当地百姓在他圆寂之后年年祭奠生辰，家家户户燃烛二条，昼夜不熄以答神庥，俗称“蜡烛会”。
南宋时，谥号“清献”的赵抃清正爱民，在崇安任上见当地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困苦，农田灌溉困难，便开凿十里长的水渠，灌溉田地达万余亩，又在城东新筑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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