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死去了，她正同一个英国人在一起生活。解放后，潘雪竹有好几年把姨妈忘得一干二净，只是在填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看到社会关系那一栏，才问起妈妈，妈妈才向她说明“你那个死鬼姨父，原来是个国民党特务；我原来一直以为他就是个商人，头几年审干的时候，组织上才告诉我真相，你那连国都不爱的姨妈是不是也参加了特务组织，搞不清楚；她现在是还在，还是跟着那个英国人到了别的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潘雪竹很认真地把妈妈的情况全写上了，并且怀着真诚的义愤，批判了姨父和姨妈的反动立场，还反复想了很久他们对自己有哪些坏影响应当怎样划清界限在发展会上，她把自己的认识讲了出来，获得了几乎是一致的肯定，不久，她被批准为正式团员。
当她大学毕业，分到这个所里工作以后，姨妈的存在已经成了近乎被遗忘的事。所以，在那个难忘的仲夏之夜里，她没有向司徒文川提起这个人。现在她痛苦地想这难道构成了一种欺骗早知道这位早已不知飘零到哪个角落、甚至是否已经死掉也无从考察的姨妈，会如此严重地影响司徒文川的前程，她当时真该拒绝他那双伸向她的手啊
那个月圆之夜的情景，犹如一套永不褪色的拷贝，如今仍可清晰、生动地在眼前放映所里的大食堂里传来舞会的音乐，记得演奏的是一支新疆曲调的轻歌曲给我一朵玫瑰花；司徒文川把自己邀到了外面，恰好也走到了前天同贺大姐谈话的地方，不过黄栌树的树叶还是浓绿的，傍晚阵雨留下的水珠儿，在叶片上似坠欲滴，反映着晶莹的月光，如粒粒神妙的珍珠司徒文川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宣读学术论文时的那种沉稳派头消失殆尽，低着头、一只脚尖捻着小径上的湿土，笨拙地说“我觉得，应该把我家里的情况，也跟你说说”他告诉潘雪竹，他爸爸是个资本家，当时还在工商业联合会里有个什么头衔，是市政协委员；妈妈原来当过职员，后来就当家庭妇女潘雪竹听完，也便主动地说“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学教师；不过，爸爸五年前就得肠绞痧去世了；妈妈现在还在教物理”记得司徒文川当时还惭愧地说“你的爸爸、妈妈多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我的爸爸，剥削者我一直在努力同他划清界限你不会嫌我吗”潘雪竹使劲地摇头，于是，司徒文川抬起头，胸脯急剧地起伏着，伸出一双手来说“如果你愿意，我们就握手吧”潘雪竹只觉得那轮金色的月亮像一旋转的唱片，发出了无法形容的美好旋律，她一把抓住了那十根修长的手指唉，当时她为什么就没想起来，提一下姨妈的事呢
1966年夏天，在运动中，所里有人贴出了占一堵墙的大字报，标题是“看走资派麦其远招降纳叛的累累罪行”那大字报实际上是一份表格，前面是姓名，然后是头衔，最后是指出“如何重用”。潘雪竹占据了第二十三行，那一行的全文是“潘雪竹，间谍、特务的贤侄女，被麦其远安插到情报组充任情报员。”十二年过去了，后来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写这份大字报的人现在同大家在一起声讨“”，没有必要、也无从去追究当年他干的这件蠢事，那第二十三行在潘雪竹心上剜出的伤口，也似乎早就平复了；但对于麦其远来说，那心上所剜出伤口是平复了呢，还是在往外渗血呢回忆起来，1966年以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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