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
当时严嵩结党营私、大肆贪污，“清流”官员借此不断攻击“严党”。而严嵩也没闲着，他利用权势，先后罗织罪名杀害“清流”领袖夏言等。但在严嵩掌权的二十余年里，“清流”对其的攻击也从未停止沈炼、杨继盛等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罪状，只是都未能获得成功，反遭严嵩陷害致死。
严嵩败亡之后的事本书中已经得不少，此处不再赘言，稍分笔墨一原历史上的明末党争。
明末，“党争”之势达到顶峰。先是在万历立太子的问题上，浙人出身的浙党官员基本选择了顺从万历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他们正当权，而着名的东林党官员则上疏强烈反对。对此，其他党派又群起攻击东林党。
由此，在围绕太子人选的问题上，各派官员争斗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到了启时，“党争”又演化为“内朝”和“外朝”之争。因宦官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得以参预机要，又提督东厂，能任意罗织罪名、掌握官员生杀大权，故围绕其身边迅速形成了一个集团，东林党人将之称为“殉”。
由于魏忠贤得启信任，故其在朝廷内外权势滔、为所欲为，对其趋炎附势者络绎不绝，甚至称其为“九千岁”。
见“殉”专权，败坏朝纲东林党认为的，于是东林党人开始激烈攻击魏氏一党左都副御史杨涟上书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结果被诬下狱，后受尽酷刑惨死狱中；其余东林党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对魏氏专权而被下狱折磨致死。
至此，“东林党”势力大为受挫，“殉”遍布朝廷，直到崇祯时，才被“圣君”一瞻斩首战术”给消灭掉顺便圣君也把自己消灭了。
纵观宋、明两朝的党争，前者多为纯政见之争，如变法派和保守派，且斗争结果仅止于罢相、去官远离中枢。
而后者多以官员籍贯划分派别，同乡之间相互抱团，对于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压、排挤，发展到后来变成“为了争而争”，事事都要攻讦一番，而且相争的结果可谓惨烈失败者很多都被处以极刑，死于非命。
高务实曾经思考过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他觉得，或许在于两朝的立国之本并不相同。
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极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引起全国上下的公愤，那便不会被施以刑罚。
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远离朝政罢了。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
但偏偏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他的儿子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朱元璋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牵连而被杀的官员就达到四万余人；
朱棣也不遑多让，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因为方孝孺一人，导致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
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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