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财税收入的盐。

    盐本无官私之分，但自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之后，便有了从官府角度所谓的私盐。

    中唐之后，私盐问题逐渐凸显，并成为以后历朝始终无法摆脱的难题，民众贩卖私盐之风愈演愈烈。

    如唐末乱军贼首黄巢便曾贩私；宋朝时江西之虔州、福建之汀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两浙“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元末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

    大明成立后，朱元璋厉行禁私之法，规定“担挑驮载者，杖一百充军”，因此民间大型贩私活动稍有收敛。

    然而自宣德后，“盐禁稍宽，私贩者众”，如宣德十年行在户部奏“两淮盐价低贱，客商中纳者少，皆因彼处军卫势豪之家，纵容厮役，阻坏盐法，私出兴贩，辄数百艘。挟持兵器，所至劫掠。”

    正统元年朝廷委派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分别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也是因为“两淮、长芦、两浙盐运使司及各场盐课官吏，不遵成宪，肆志贪渎，纵容灶户私煎私货；及商客支给，掯勒百端。中间有名为巡捕而私自兴贩者，有假托权贵而自烧煎者，有诈冒客引而沿途鬻卖者；甚至据徒集船，排列兵器，恣行凶恶者。”

    从这两例就可以看出，早在正统年间，全国范围内就已经广泛存在私盐问题，私盐的盛行已对朝廷的官盐销售体系构成威胁。

    明廷虽然对私盐盛行很了解，但一直没有有效的对策。正统三年十二月，朝廷不得不命监察御史巡视两淮、两浙盐课，而之前“命御史尹镗往扬州府提督两淮盐课，久之召还，而私煎私贩及运司克剥之弊益甚。”

    也缘于此，巡盐御史一职由朝廷临时委派逐渐成为常设官职，“依巡按例更代”。另外联系这两起朝廷委派官吏之例，可见朝廷于正统三年之前，至少已委派何文渊和尹镗先后提督两淮盐课，但一直没有解决问题，仍然需要继续加强监管力度。

    据此高务实就可作出两种推测，一是两淮私盐已经堆积已久，非朝夕就能解决；二是前期派出的官员皆不能完成任务，其中也或有故意纵容私盐发展之嫌。

    但是从史料来看，在吏治尚好的正统初年，多名御史连续违背朝廷意愿而故意徇私的可行性较小，所以第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两淮私盐问题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已经对朝廷财政税收构成严重威胁，并进而影响边防储备。于是朝廷也于正统十二年、景泰三年、成化三年一再申明私盐之禁，但是依旧未取得良好效果，私盐贩卖仍呈加剧态势。

    特别是自成化二年盐法大坏之后，私盐多越境卖货，官盐益加不行，盐法废弛，弊出多端。根据高务实的查证，当时两淮盐区的私盐主要有两类。

    其一为淮私，即直接从两淮盐区流出的私盐。这其中一部分是灶户将手中余盐私自出售给私商或盐枭，他们再冒官印而鬻卖。

    当时朝廷虽然下余盐买补之例，但是偏远之处的灶户往往不为盐商青睐，很少乐意大老远跑去收，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售予私商或盐枭。

    另一方面盐课征银的制度施行后，灶户上缴盐课须售盐换银，这就导致私煎私卖更为加剧。特别是遇灾之年，灶户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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