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命根子，强行把他们的土地充公，他们一定会联合起来造反的。
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这个皇帝也走到了尽头，根本不会有半分生机。
要知道一个地主不可怕，一个地主阶级才可怕。
严格说起来，他们身为皇帝，手中的皇庄无数，他们自己就是全国最大的地主。
土地充公的土地改革，那他们广袤无垠的皇庄也要充公吗
即便他们愿意，这个土地改革也实施不下去。
毕竟朝廷的文武大臣，可全都是有大量土地的地主。
而且各地的官员，读书人，乡绅等等，他们都是地主。
他们要是真是的推行土地充公的改革，就会发现朝堂上的官员会强烈抵制，手握重兵的将军也会强烈抵制，全天下的读书人也会强烈抵制。
这么一看的话，除了身为皇帝的自己，周围的人全都强烈抵制。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不可能推进土地改革。
要知道，不管是推行一条鞭法的张居正，还是推行摊丁入亩的雍正。
他们两个土地改革者也只敢向地主阶级征收赋税，可从不敢打地主阶级土地的主意。
即便是他们两人向地主阶级征税，都遭到了极大的阻力，就更不用说强制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了。
恐怕他们两人一旦提出没收土地的想法，下一刻就会被周边的人撕得粉身碎骨。
中华全面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我们几千年来第一次成功突破了小农经济思维下重农抑商的本能思考与思维惯性。
在铲除了既得利益集团五十多年后，中华从官方到百姓终于获得了拥抱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能力。
然而拥抱商品经济只是开始，真正的难点在于维持，在于随时提防开改革开放倒车的思维。
虽然维护小农思维的地主阶层早已消亡，但是它们所留下的认知惯性，依然刻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随时准备着反扑。
西方人他们从几百年前就搞商品经济这一套，早就习惯了，所以根本没有倒退的担忧。
但是我们有，而且还很重。
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上，经商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行诈，因为赚差价有悖于儒家礼法。
而且商人居无定所，相比于农民更加有管理。
所以商人几千年都是被文人和官员共同鄙视的存在。
汉朝时期商人不能穿丝织品衣物，也不能做官。
晋朝规定商人必须穿一黑一白两色鞋，用来专门羞辱商人。
哪怕是唐宋明这种商业气息比较浓厚的朝代，对于商人的限制依然较多。
不能穿什么颜色的服装，不能出入哪些场合，都有着明文规定。
这一切都是源于小农经济思维下，对于自由商品经济本能的鄙视哼唾弃。
因为亚洲农业文明不像西方海盗殖民文明，饿肚子出去抢一把就行。
在小农经济的思维看来，中华人要都是去经商、没人耕作，全国就要一起饿肚子，所以社会整体性的厌恶除了农业生产之外的一切行为。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是错了，商业繁荣会反哺科技，科技就会促进粮食产量。
几千年下来，我们最终达成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共识，而商人被排在了士农工商的最后一名。
这样的心态，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根深蒂固的扎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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