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当下的科举制度虽比前朝有些进步，比如为了抵制请托、投献的现象采用了糊名制度，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每次科举国家需要动用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定为三年一大比。此外还对程式化文章和考试科目做出了些改变。但是他仍觉的不足以达到为国选才的目的。
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
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这些应该和现代入职分科考试差不多。
赵昺毕竟主持过两次科举了，他发现古代科举考试的题型和现代居然惊人的相似，应该说早有传承。且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考进士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
所谓“帖”，全称为“帖经”，有如现代试卷的填空与默写。考官从经书中选取一页，摘其中一行印在试卷上。根据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写出与之相联系的上下文；墨义，就是围绕经义及注释所出的简单问答题；策问，即议论，依据考官提出的有关经义或政事问题，考生发表见解，提出对策，且所及范围较广，有政治、教育、生产、管理等。
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从考试的基本内容赵昺就可以看出，古代学生和现代差不多，也没有跳出应试教育的禁锢，且“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弊端始终同样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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