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具体化的礼仪，郊祀是中国历代都要讲行的国家重大典礼，而遵礼又是儒家治国的重要依据。对于礼制的变化，宋人自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哲宗时任礼部尚书的苏轼就提出了宋礼“皆非周礼”的看法，并指出
“古者，一岁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庙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祀。此周礼也”。而宋代，天子亲祀却“三岁一郊”。“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古者以亲祀为常礼”，而“今世以亲祀为大礼”。
荐飨太庙、祭祀祖宗，是仅次于祭祀天地的东西。连宋人自己也说“谨按百王之礼，沿革不同，而祀天地于郊丘，祀上帝于明堂，祫祖宗于太庙，此三者万世不易之礼”。据周礼规定，宗庙之祭有二一为正祭，即时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国有大事，告于宗庙；皆由人主亲行其礼。
然而，自汉以来，礼制堕废。郊庙之祭，人主多不亲行。至唐中叶以后始定制于三岁一郊之时，前二日朝享太清宫、太庙，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于第一日朝享景灵宫，第二日朝享太庙，第三日于郊坛或明堂行礼。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庙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为常祀，虽祫禘大礼，亦命有司摄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亲行祫禘礼一次而已。宋人对此是有些不满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亲行祫禘大礼中说国朝崇奉祭祀，严而不渎。每三岁天子必亲行南郊之祀，其于祀天之道可谓得礼。独于宗庙，只遣大臣摄行，时享而已，亲祀未讲，诚为缺典国史所书亲享太庙，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评仁宗“周制，四时享亲之礼有九。今寺观则车驾一岁再临，未尝荐献宗庙，非奉先教民意”宁临幸寺观而不荐献宗庙，这确实违背了传统的宗法精神。
赵昺觉得既然儒者们感受到了礼制的变化，却又为何没有坚决反对，而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呢他当然不会相信祭祀制度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变化，其中定然有深层次的东西在其中。现代人只要学过几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因而他觉得礼，既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便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发展和变化有着密切联系的。
果然在赵昺的百般询问下，礼官给出了个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释中引用了仁宗在答复蔡襄的批评时的一句话，其言“三岁一祠郊庙，而赉及天下。若岁亲行之，则人有觊赏之心。朕朝夕奉三圣御容于禁中，未尝敢怠也”。这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皇帝并不是不想、而是不敢亲自主持正祭。因为亲祀所需的高额花费迫使其不敢去总而言之就一句话都是缺钱闹得。
对于皇帝亲祀其实不止是弄点贡品，御驾亲往拜祭，花点小钱那么简单，其实还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荫子；三者亲祀赏赉。
赵昺对于四赦还是知道的，一为常赦，其赦免范围为除十恶、斗杀、劫杀、谋杀并为己杀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赃至死不赦外，其余罪咸赦除之；；二为大赦，凡大赦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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