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些儒士不仅积极给忽必烈献计献策，还帮助忽必烈有效地治理了中原汉地，由是其益重儒士，任之以政。为进一步在中原推行汉法取得了经验。儒士姚枢向忽必烈进言“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财富之阜，有如汉地者乎异时廷臣问之，必悔见夺，不若惟手兵权则事顺理安”。
姚枢的建议对忽必烈很有帮助，此后不久，蒙哥果然对忽必烈势力的扩张有所怀疑，派遣阿兰答儿钩考汉地财赋。儒士们又策划忽必烈入和林觐见蒙哥，消除了蒙哥对忽必烈的猜疑。在这一时期的中原汉地，汉法派阵营空前强大，回回法在中原地区实行受到遏制。
忽必烈即位以后，“祖述变通”，对原来以草原官制为主的大蒙古国进行改革，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合对全国进行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中统、至元之初，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这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实行了卓有成效的汉化政策，建元表岁，建构新型的政治制度，在军事上建立了一支杂糅蒙汉军制的武装力量，并仿照中国传统建立礼仪制度。
不过好景不长，汉法派对于言利统统反对，没有更好的方法也不想采取措施解决元政府面临的财政问题，他们与忽必烈的关系逐步疏远。阿合马等回回理财大臣则利用忽必烈的信任，拉笼理财之人，谋取个人私利、贩卖官爵。这些行为与传统汉族儒臣所理想的儒治完全相背，因此受到大部分儒臣的反对。
安童时任首相，能荐用和亲厚儒臣，崇尚汉法，政刑宽平，故有贤相之誉。这些儒士集中在太子真金和丞相安童周围，形成了一个主张汉法，反对理财之臣的政治势力。至元二年到至元六年之间，儒臣支持和辅佐丞相安童，加紧制定完善各项制度，推动忽必烈在行汉法的路线上继续前进，稳定汉法派在中书省的地位，与阿合马集团形成对抗。
回法派和汉法派之间就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而赵昺清楚回法与汉法的主要分歧其实还在于对理财的态度。
回法注重理财，符合了忽必烈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而实行的“理财助国”方针，但是，回法在理财的过程中完全不顾民间的承受能力以及国家法度，并不利于元朝国家政权的运行和吏治的完善，汉法派对之极力攻击，不是没有道理。
可就汉法派来说，汉族儒臣虽在建立各项制度方面可以说是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在国家政权建立之后，对于国家财政困难的现状，他们的认识并不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他们对于理财的观点与忽必烈正好相左，这才是导致了忽必烈对他们的疏远的主要原因。
阿合马在政治斗争中被杀死后，忽必烈别无选择的实行了二期儒治，但是儒臣们对于理财的观点并没有丝毫的改变，以至于阿合马死后，朝廷之臣讳言财利事，皆无以忽必烈裕国足民之意。使得在阿合马时以贿进的卢世荣得以为所用。其一上台，马上就以阿合马专政时所用大小官员，二期儒治旋即而亡。
赵昺清楚这种冲突的主要原因十分复杂，尤其是经历了这个时代的洗礼后更是深有体会。蒙元两派的争执之所以难以调和，首先在文化方面，此时期回汉民族所崇尚的两种完全异质文化，汉族儒家文化和回回人的信仰之间存在隔阂，在其共处中，必然出现种种误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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