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而督视之行，缗以七百万计襄阃之犒赏，以五百万计沿边命帅，以三百万计诸将招军，以二百万计蜀中抚谕，亦以一百万计，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数。诸路和籴子本不继，行赉居送，在在枵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显见每岁支出以超出收入的两倍有余，朝廷已经无力承受”韩振言道。
“淳佑十二年时，朝臣李曾伯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綂司一处也。其言直指彼时弊政，其时衙门林立，新的出现，旧的还在，外加像多要赏钱、一些钱款被挪用等等，就造成了财政出现问题。”
“韩副使越说越远了，以汝之意奸相贾似道实施打算法岂不是消除弊政，治世之良策，又怎么会被时人视为亡国之道呢”陈任翁这时插言道。
“陈尚书所言是也不是，彼时军中，将领虚报军费，贪污钱粮，理应整治。但错在奸相心怀祸心，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成为其打击异己的手段，以致引发不可预知的动乱。”韩振解释道。他的说法也令几位曾亲身经历者深以为是，尤其是吕师文，他们吕氏也是深受其害，为后日叛宋埋下了伏笔。
“嗯”赵昺暗自点头，知其分析正切中要害。他明白对于国家来说，钱主要来自税收，但如果税收不上或钱不够咋办呢而一提及税收，在历史书上常常会出现“与民争利”的字样。但实际上不会那么简单，而且史书上的“民”和我们一般认为的“民”，很多时候可不是一回事。具体说来，国家感觉财政吃紧的时候，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从一些人手里抠钱，让他们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吐出来；另一种是找新的赚钱途径。
南宋实行打算法，一是因为没钱了，二是因为军队太了，所以朝廷要从那些将帅身上抠钱。不过打算法作为南宋解决财政措施的手段，一直备受争议，一些将领无辜躺枪。
如号称一生以儒治军的赵葵，就因为两件事挨整第一是张灯宴钱；第二是招军钱超支。严格的说这两件事并不算出格，只能算上瑕疵，却被扩大化，成了此项政策的牺牲品。更点背的是曹世雄、向士璧，他们在战场上立了功，但是因为以核诸兵费，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且因此逼反了悍将刘整，直接引发了襄阳沦陷、南宋灭亡。所以便成了亡国之策。
然而赵昺以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实施打算法看起来没错，也是好办法。但错在实施不当，并不是那么个搞法。贾似道将打算法弄成整人的工具，且那些施政的官吏节操也靠不住，导致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停止。结果造成刘整叛变，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
而当下真金启用桑哥再度实施钩考法，其本意也是为了解决失去江南后产生的财政困难。但桑哥却是另有打算，他意在借此打击汉法派，保证宗族派的利益，如此一来就变了味儿。玉昔帖木儿同样也怀着这种心思，意图借机拉拢河南山东行省的官员，以便巩固自己的地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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