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
刘广林看着余存礼，笑着说道：“他们没说错，私事上我真是这样的人，说不帮就不帮。
为了这个，我和我一个好哥们都闹掰了。
但，古公子今天说的这个事，是大事，是举民族大义之事，自然要当仁不让。”
当天晚上，刘广林刚回到省委招待所，立刻就给笠原夕贵通电话，要求她不惜代价，也要把那位项目经理保出来。
这种事情笠原夕贵的经历虽然不多，但他在戴尔的时候耳濡目染之下，还是很有招数的。
笠原夕贵并没有直接找德国的政府部门，那样就显得自己分量不足。
而且，德国其实就是大一号的岛国，都对米国言听计从。
要是能在米国找一个国会议员级别的人，给德国外交部门打一声招呼，接下来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既然老板都要说不惜一切代价了，那她笠原夕贵自然也不会吝啬自己的社会资源。
当天晚上，笠原夕贵首先找到了蔡司兄弟，请求他们和德国警察局的人打声招呼，不要为难那个项目经理。
接着就给自己在米国半导体协会的同胞去电话。
笠原夕贵以五百万米金的代价，让她的这位同胞，去找那位他们半导体产业在国会里的传声筒议员。
要求这位议员，必须给德国外交部门施加足够的压力。
01年的500万米金，那还是很值钱的，推动力也是相当大的。
当天，这位议员先是找上德国驻米国的大使，也是德国外交部的副部长本人。
见面之后就是一通抱怨，更是赤裸裸地表示，因为这件事情让他私人的利益受损了，还是500万米金之多。
这下子，大使先生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当即给国内的外交部打电话，情况了解下来之后，外交部的官员松了一口气：不是什么大事，警察局的人想要业绩，执行对象选错了而已。
还好，德国的外长心里头一松，这点小事好办，总不能让米国议员先生受到经济损失，那个后果太严重了。
但，德国的外交部门其实权力很小，更不可能和警察局直接对话，要求对方放人。
于是，外长先生只能再次向上反应。
听清楚了前因后果的施公公，立刻把警察局长叫过来，好一阵教育，要求他不但立即放人，还要亲自去督促。
不能怪施公公胆小，德国已经派军队参与阿富汗的战争了。
连军队都被米国老爷指挥了，况乎一个警察局？！
赶快把人放了，放晚了米国议员都要找茬子。
所以，古公子当晚就接到项目经理亲自打来的感谢电话。
当时他正睡得迷迷糊糊的，电话接通之后，听到是自己那个项目经理的声音，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嘟囔了一句“做梦都想这个事情了”。
就听见项目经理在电话里说道：“古总，您这不是做梦，我真出来了，警察总长亲自来放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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