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因为知道自己跑不掉，客观条件不允许民众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所以大多数人，都会竭力不去犯事儿。
同样的逻辑，在人口不受控制的草原，却根本行不通。
跑不掉？
嘿！
你当我马白喂这么健硕的？
我一刀捅下去，人还没断气，我都能策马狂奔跑到百八十里外了！
等有人发现尸体，我说不定都从河套北上幕南、西至河西，甚至是跑到漠北去了！
你就查吧。
一查一个不吱声。
社会关系，犯案动机，也同样无从查起。
因为不定居，所以游牧民族的生活，除了部族内部会绑定较强外，部族与部族、不同部族的个体之前，往往都是萍水相逢，而且是游牧途中意外偶遇。
再加上游牧与农耕的根本逻辑差异，使得游牧民族在一片区域的人口密度，也远低于农耕文明下的农民。
农民的田亩往往是阡陌连野，彼此相连于平原，故而聚居为乡、里。
而游牧之民，哪怕是同一个部族，也可能是几百户人家，分散于方圆几十里的辽阔草场。
一个游牧之民家庭，周围几里地都没有第二户人家，在草原是稀松寻常的事。
被偶然光顾，期间与人发生争执，甚至出现命案，多半是直到尸体腐烂发臭，引来秃鹫等食腐动物，才会被察觉。
就像是汉人地界，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便有可能发生杀人坑尸，毁尸灭迹的命案。
而草原，就是一片方圆数百上千里，乃至数千上万里的超大型深山老林。
于是，在华夏农耕文明社会屡试不爽的控制人口流动、降低治理成本，以最小的成本维护社会基本治安的逻辑，在草原上就成为了空谈。
草原上的人口流动，就像是鸟类翱翔于天空，不受控制，甚至不受监控。
近乎完全遵循野生动物自然法则的人口流动频率、范围，也是的游牧之民的社会运转逻辑，无限接近最原始的丛林法则。
和自然界的每一种动物一样——游牧之民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存在恩义、友谊，亦或是仇恨之类。
我比你强，我就肯定会在饿了的时候吃掉你。
我比你弱，我就肯定躲着你走。
强者‘吃’弱者，旁观者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
目睹弱者被强者‘吃’掉，旁观的弱者也不会兔死狐悲，而是会说：做强者就是好！
我也要努力成为强者，然后吃其他的弱者！
所以，华夏人才会说：蛮夷茹毛饮血，率兽食人。
因为无论是从社会体制、社会运转逻辑，还是文明根基来看，游牧之民，都和豺狼、虎豹在内的野兽，没有任何根本性的差异。
非要说有差异，那也就是长了个人的模样，会说人的语言，会制造工具。
等于说是人形态的高级野兽。
而一个高级文明，想要对这样一个极度落后，甚至都没能从野蛮原始人时期完全脱离出来——乃至根本没有脱离出来的低级文明，达成彻彻底底的统治，其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没有长安天子荣的书信不是提点自己，程不识只怕是早就要绝望，然后得出‘蛮夷不可以王道治之’的结论。
但刘荣的提醒，却是给程不识拨云见雾，指出了一条最简单直接，同时也是最好理解的道路。
——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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