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路’，似乎只剩下过去这两年，匈奴单于庭主力西征的路线，即西域，以及中亚地区。
当然，这个时代，无论是匈奴人还是汉人，都没有亚洲、中亚之类的概念。
汉匈双方都极为默契的，将中亚地区称之为：比西域更靠西的‘极西之地’。
先前，做出战略收缩，并将战略重心西移，将汉匈角逐、角力的主战场挪到西域时，军臣其实也曾隐约感知到：这是游牧之民唯一的出路。
在西域把汉人耗死，哪怕耗个两败俱伤也行！
等汉人耗不下去了，垂头丧气的退回中原，游牧民族就算被折磨的出气多进气少，也总能缓过劲儿来。
草原有一套未必优秀，但绝对公平的自然法则，可以使得任何一个种群，都在‘濒临灭绝’到‘泛滥成灾’之间的区间起伏不定，却始终维持种群的延续。
只要汉人退回中原，游牧之民，终将通知草原。
但在这年冬天，发现幕南地区——被匈奴人视为大本营、极乐土的幕南地区，都面临实物短缺的问题时，军臣才终于明白事态的严重性。
河套没了；
河西实际上也没了；
从汉人手中抢掠的方案，基本完全失去了可行性。
甚至就连作为血袋的西域，也因为河西的丢失，而变得路途遥远，腾挪艰难。
河套、河西没了，等于单于庭，以及单于庭所常驻的幕南地区，少了两个巨大的生产力基地。
与此同时，河西的丢失，又让西域对幕南地区的输血效率大幅降低。
如果河西还在，事态倒还不至于严重到这个地步。
哪怕河西刮不到多少油水，也总能让西域各国‘贡献’出来的物资，尽快、尽可能安全的被运送到幕南。
但现在，一切都无从说起了。
从今往后，无论是幕南地区的富庶部族、幕北地区的野蛮部族，亦或是单于庭、左右贤王等贵族——要想继续过安生日子，那除了在自己的领土安心搞生产，就只能耐心地等西域各国的上贡，长途跋涉送到万千里外的幕南。
没有第三种方法。
甚至即便是这仅存的两个办法，其实也都让军臣感到头疼不已。
——搞生产，从来都不是游牧民族的强项，也不是草原生态的主旋律。
汉人有句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
在军臣看来，这话实在是太适合用在草原，太适合用在游牧之民身上了。
草原上，游牧之民也好，偷鸡摸狗的羌人也罢，都信奉着一套类似的价值体系。
即：老老实实游牧、蓄养牧畜，仅仅只是为了尽可能保障生存。
要想真正衣食无忧，甚至强大自身，唯一的办法，就是掠夺！
掠夺那些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搞生产，勉勉强强保障自身生存的老实人，才能真正的‘富’起来，‘肥’起来。
在这套价值体系的背景下，游牧民族很难形成统一的、普行的，主张生产致富、致强的普行价值。
在游牧民族的认知中，只有弱者，才需要搞生产，来堪堪保障生存。
至于强者，则天然应该支配并拥有弱者的一切，包括弱者矜矜业业，本本分分生产出来的财富。
就像是后世那句：邻居屯粮我囤枪，邻居就是我粮仓。
过去几十年，草原游牧之民都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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