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原本困苦羸弱的秦，因商鞅变法而得以图强；
一统天下，威震四海的秦朝，也同样是在法家近乎偏执的变法精神下，在短短十数年内走向了灭亡。
故而，华夏文明从秦的灭亡中得出教训：弱小，且几乎没有其他办法快速图强时，凭法家变法图强，是最优解；
但在强大起来之后，继续留着法家，却又成了亡国之道。
简而言之，便是越弱的时候，法家越有用；越强的时候，法家越有害。
至于先帝做出的尝试，则是在汉家即不足够强——至少没强到可以讨伐匈奴，也不够弱——至少没汉初那么弱的微妙时间节点，来试一试法家的成色。
即：在国家即不够强，也不太弱，介乎于强弱之间的时间节点，尝试通过法家‘扭转乾坤’的能力，来达成自身能力本不足以支撑的远大目标。
具体而言，便是在汉家原本无力和所有宗亲诸侯为敌、与整个关东站在对立面的时间节点，试试看法家能不能起到什么奇效。
最终得出的结果
怎么说呢……
很难评。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晁错一手《削藩策》，确实发挥出了法家在‘忠君奉上’方面的主观能动性，为汉家扫除尾大不掉的宗亲诸侯格局实力，起到了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先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和整个关东站在对立面’的结果，在晁错一纸《削藩策》问世之后，终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若是发散思维‘遐想’一番，也不难得出一种未必准确的可能性：就算没有《削藩策》，先帝通过其他方式料理宗亲诸侯，最终结果再差，也不会比吴楚七国之乱差到哪里去。
毕竟当时，整个关东，除了镇守关东门户的梁国，以及北方前线的燕、代之外，整个关东，几乎就找不到又一个忠于长安、忠于宗庙社稷，可以让先帝完全放心的宗藩了。
从这个方面来看，以及刘荣自己从先帝的感官中总结所得：先帝通过晁错进行的这次实验，其实是失败的。
实验的结论恐怕是：在王朝不强不弱的尴尬时间节点，法家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和负面作用不相向上。
结合秦的灭亡，所得出的‘越强的政权，用法家效果越差；越弱的政权，用法家效果越好’的结论，便不难发现：法家能起到的积极作用，真的是和政权本身的强弱，呈线性负相关。
政权越强，法家越坏；
政权越弱，法家越好；
政权不强不弱，法家不好不坏。
说好听点是不好不坏，说难听点，那就是卵用没用……
具体到当今汉室，经过开国初的‘羸弱’期，以及文景年间的‘不强不弱’时期，到了当今刘荣这一朝，汉家已经开始全方位展露出强盛之态。
文景之治种下的因，即将结出一个无比强大的汉家，来作为最终的果。
如此背景下，按照法家的作用，与政权强弱呈线性负相关的逻辑，刘荣这一朝，汉家若是重用法家，那无疑就要起到负面效果了。
到这里，问题其实就显而易见了。
——黄老学完成历史使命，即将退出历史舞台，并朝着后世那个寻仙问道，神神叨叨的‘道家’发展；
法家则因自身特性，并不适用于如今愈发强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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