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小的藩镇被农民军消灭，或是被强大的藩镇吞并，强大的藩镇在平定农民起义与吞并友军的过程中实力更加强大，传统的边疆御边型、中原防御型、东南财源型态势崩溃。
故而，黄巢起义导致以藩制藩的方镇政治局面失衡是直接的政治因素。
其次是唐廷中央持续百余年的南北二司之争，以宰相为首的南衙朝官与以神策军中尉为首的北衙宦党相互争夺皇权，两不相让。
在永贞内禅、宪宗夺权、甘露之变、宣宗夺权、武宗夺权等宫廷政变中，掌握军权的宦官全程参与，血案层出，这么一来，南衙朝官对北衙阉贼就更加恨之入骨了。
算上牛李党争，唐廷中央空前激烈的内部斗争消耗了太多力量，团结一致才能应付艰难的国事，若是互相仇杀，笑的人只会是朱全忠等辈。
等到南北二司的斗争分出胜负，方镇力量终于进入了朝廷，唐廷也完犊子了，北衙宦官前脚被灭，南衙朝臣后脚在白马驿被屠戮一空。
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与东汉朝廷的崩溃何其相像？等十常侍为代表的宦官集团与以何进为首的外戚官僚集团同归于尽，地方武将董卓也混入中央了。
故而，唐廷中央内部的南北二司党争是间接的政治因素。
三是经济原因，随着方镇做大，唐廷中央收入越来越少，几乎是入不敷出，根本支持不起庞大的战争，也无法编练一支强大的军队，兵器、甲胄、军饷，都需要钱。
十几万军队的日常开销，算上兵器、甲胄等军械的成本，开支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晚唐仅靠京畿、关内、陇右、西川等道，维系不了这样一支庞大且强大的武装，所以在没钱的情况下，被打垮之后重建起来的中央神策军没多少战斗力。
除开军队，还有政府开支，在职官员每月的俸禄、皇族供奉、退休官员的补贴、地方藩镇的封赏、赈灾救民，等等等等，哪一样都要钱。
没钱，什么都干不了，你没钱，谁跟你干啊？忠心也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最后就是决策的失误、错误，上头的皇帝无能，总领百官的宰相也无能，昭宗是个废物，韦昭度也是个废物，这俩天才组合在一起，昏招百出，干啥啥不行，一事无成。
杀掉杨复恭后，昭宗得罪了宦官，在讨伐李克用、李茂贞失败后，与藩镇也交恶了，等到宰相韦昭度被王行瑜杀害、宰相杜让能自杀，昭宗与朝臣也离心离德了。
没人办事了，以上的三个政治问题也就没法解决了，唐廷只能夹在各方当中求生，等南北二司彻底撕破脸后，昭宗也完犊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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