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审美倾向。
在话本中，亦可寻出不少宋时民间妇女缠足的证据。如碾玉观音中的女主角秀秀，刚亮相时说话人描述她是“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因是小脚，故随崔宁出走时行不多远，便脚疼走不得了。错斩崔宁中的小娘子，出门“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肯定也是小脚无疑。
妇女缠足的普及，肯定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有效地限制了妇女的行动。林语堂便指出“缠足是妇女被幽禁、被压制的象征，这个说法并不过分。宋代的大儒家朱熹也非常热衷于在福建南部推行缠足的习俗，作为传授中国文化、提倡男女隔离的一个手段。”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缠足作为隔离女性的手段，在元代伊世珍琅嬛记中即曾提到“圣人重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车载之，是无事于足也。”流传于民间的女儿经对此有通俗的解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
裹足其实是为了裹心，于是除了外在拘束的缠裹小脚，两宋时着重内在思想控制的女教也大为兴盛。女教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礼记的曲礼、内则诸篇中便记录了不少女子的为人之道、行事之仪。到两汉刘向编列女传、班昭著女诫时，女教的内容已经颇有系统了。两宋文人儒士则又将女教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宋人对传统女教的更新，导致了女教、女性伦理道德、妇女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例如，班昭在女诫中，是主张女子应与男子一样读书的。但到了司马光的家范中，虽也同意女子读书，却将读书的内容限定为孝经论语列女传之类，而反对女子学“作歌诗”，其强调道德伦理教化之意昭然。明以后出现的女子“无才是德”的说法，正是宋人女教思想的必然发展。
宋儒对女教的最大更新就是注入了对妇女贞节的刻意强调。近思录卷六中载有北宋程颐的一段著名答问
或问“孀妇于理，似不可取，如何”
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
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这思想同样在司马光的家范中有所表现。家范妻曰“妻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忠臣不事二主，贞女不事二夫。”为进一步阐明这种观念，家范中还列举了许多贞烈女子的事迹。到了南宋，更多的文人儒士成为妇女贞节的热心呼吁者。同时，他们还尽一切可能对周围妇女的实际生活加以干预。朱熹便曾在给陈师中的信中劝陈鼓励其丧夫之妹守节，以成“人伦之美事”朱文公文集卷二六。
关于寡妇再嫁关乎贞节的议论早已有之，如礼记郊特牲中便有“夫死不嫁”的说法。但这只是一种理想态的描述，在实际的社会文化控制中约束力并不强。例如，儒学祖师孔子的儿子死后，儿媳虽已生有子思，仍改嫁于卫。秦汉后寡妇改嫁之事例仍多。单以唐代而论，皇家公主寡居再嫁者就有20余人，其中两嫁者23人、三嫁者4人新唐书公主传。
以此推论，民间再嫁者当更多。当然，唐代也有人讲贞节，但“唐代贞节观念很淡薄，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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