炕上用窝窝头凝结的。虽然我们好久没遇上，可还是一见如故。我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他一拍大腿，肯定地说“什么乔莎那丫头叫李月梅，她爸爸大概在外地一个什么勘测队工作，每月往家里写信，都使一样的印着单位名称的信封。我前一阵子管送信，常到她家楼前去，每回总是她出来接，板着个脸，接过信就扭身进楼。”
真希望他说得不准。可是我一走到楼前，跟遇上的头一个胖大嫂打听李月梅，她便立刻指给了我“她住那儿。”
那儿是二楼的东边。这楼真是名副其实的简易。裸的红砖墙，夹在墙中的没有扶手的楼梯，窄窄的楼道，矮矮的天花板，以及照例砸得稀烂的公用窗的窗玻璃，配以厨房和厕所的混合气息，使我产生了许多的感慨。这是多么简易的事盖简易楼，让人们简易地生活。最好再训练出一种简易的思维，简易的感情，不过，那我就不会闯到这个地方来了。我之所以来，究竟是出于好奇，出于思想，出于对奇迹的期望，还是出于怜悯，出于捉弄，出于对不寻常经历的渴求，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我敲门。
屋里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谁呀”
门并没有关紧。我走了进去。我一眼便看到一位不算十分老的妇女，躺在床上，倚着高高的一摞枕头，满脸憔悴，惊疑地望着我。
“你是干什么来的”
“我我找姓李的”
“啊，你是局里来的吧”那妇女忽然满脸纹路都抖动起来，指着床前的一把椅子说，“坐，坐吧。你们早该来了。原来不是说上星期日来吗我等呀，等呀，你们就是不来，我让月梅跟我一块等，死丫头她等到十点就又跑出去了”
“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有什么好解释的”她激动起来，喉咙里咻咻地喘，拿起枕边的一叠用铁夹子夹住的信，晃动着，怨愤地说，“他每月来信，都说队里领导跟他打招呼了，只要这边调令一去，那边立刻就放。可是半年过去了，怎么样呢你们局里连个屁也没放”
我明白了一点。我看见她下肢是瘫痪的，这可怜的人而且我判断出她就是李月梅的母亲，因为尽管她是这样地潦倒，而李月梅是那般的妩媚，她们俩人在轮廓、神韵上却有着那么多的相同之处。
正当我要把事情向她挑明的时候，门“砰”地被撞开了，进来了一个衣着邋遢的姑娘，她脸上的皮肤显得粗糙，头发蓬松，一手提着半网兜切面，一手托着半碗黄酱。
一对望，我们两个就都僵住了。
现在我确信世界上并没有乔莎，那不过是一个被表演得很好的角色而已。
李月梅把网兜和酱碗往饭桌上重重地一撂，瞪着眼问我“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答不出。那瘫痪的母亲用拳头连连捶着床帮，呼哧呼哧地喘着，表示着她的愤怒。可是李月梅看也没看她，就把我拉进了里间屋。
那实际是半间屋。有一张单人床，一个破旧的床头柜，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一只木凳，此外就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仔细一望，就看出在固定于两墙之间的铁丝上，挂着三个衣裳架，衣架上是我所熟悉的两件毛线衣和一件灯芯绒上装。两双显然是上街时才穿的鞋，一双半高跟的皮凉鞋，一双灰色的细工布鞋，掸刷得干干净净，摆放在衣架之下。我在她床前的桌上看见了我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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