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丹丽的那个“她”挂了个电话。她那边的也是传呼电话，就在她家隔壁，我听得见接电话的人在尖声叫她。
在我拨电话的当口，爸爸已经同老太婆坐到折叠圆桌两边谈起话来。“她”来接电话了，我顾不得听爸爸和老太婆是怎么攀谈的，只顾同她对话。我们头天才见过面，所以除了废话实在没有什么好谈，但我们却又舍不得很快撂下话筒。
世界上没有打不完的电话。我终于搁回了话筒，掏出四分钱来，投入了电话机旁的小木箱中。
待我回转身时，我不免稍稍有些吃惊，我发现爸爸和那老太婆的神色都有点异样。他们双方似乎都在竭尽全力地观察对方。老太婆固然是出于好奇和警惕，从爸爸的穿着和风度上，她大约已经得出了正确的判断这是一位“微服出行”的高级干部。她有点手忙脚乱地给爸爸斟着热茶。爸爸可能是长期没有这样地深入到一个最平凡的市民家庭了，他对老太婆和整间屋子的考究兴趣未免显得有点过分。
我在一旁静听他们的谈话。开头，我认为那都是些例行的套话。无非是爸爸问她在这儿住了多少年家里几口人房子够不够住生活上怎么样老太婆的回答勾勒出了一个北京最平凡的市民家庭的毫无浪漫气息的变迁当她还是一个“丫头片子”的时候，她家就住在这儿了。她父亲是个厨子，母亲是个摆小摊的小贩。当生活把她推到家庭的中心位置时，这里外两间小屋曾经住过八口人瘫痪在床的父亲，精神失常的母亲，她和掏粪为业的丈夫，她们的两个儿子，她的尚未成年的弟弟和妹妹。那时候里外屋的多一半都被铺板填塞着，几层关系的八口人就那么混沌地在铺板上吃饭、睡觉、吵架、嬉笑新中国的成立确确实实给这个市民家庭带来了恩惠她的老父老母寿终正寝，后事办得不错；弟妹长大成人各有工作，迁出另过了；虽然他们又陆续添了一儿一女，但合家六口人关系不那么复杂，住得松快些，手头也富裕些了。
北京的市民家庭有一种古怪的习惯，他们不将家庭照片存放在照相簿中，而是用很大的镜框，将大大小小的照片密密麻麻地陈列于墙上，作为一种同年画配套的装饰。老太婆说话当中，便指点着镜框中的照片，请爸爸和我去观看。镜框中最大的照片是一张“全家福”女主人和一位高颧骨、眯缝眼的老头端坐当中，后面拱卫着年龄不等的三男一女。老太婆指着照片上的大儿子骄傲地说“我们老大解放前满世界捡煤渣，连条不露腚的裤子都没穿过；解放后托的福，上了学，一直上到大学毕业，毕业以后分到东北的矿上当技术员，头年给提了工程师。如今媳妇也有了，孩子也有了，住着楼房，独门独户的单元，比我们这儿强多了。”接着又介绍老二“上的师范，毕业以后分到门头沟教书，有了对象，不常来家。”又指指最小的闺女说“头年中学毕的业，待分配呢。在家腻烦了小半年，要不是走我老伴他们清洁队的后门，如今还当不上基建队的临时工呢，虽说是个闺女，在家粗活没少干，这整天地和泥她还顶得住。”我见她唯独不介绍那看去同我年龄相仿的老三，不禁指着相片问道“他呢”
老太婆脸色一暗，嘴角边的皱纹抖了几抖，叹了口气说“实不瞒你们，他在天堂河农场。进去快四年了。”我当然知道天堂河农场是一种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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